又到“近乡情怯”时

又到“近乡情怯”时

你在别的城市，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你想要拔脚出走，过上一种简单的生活，结果却发现有形的脚可以离开，无形的根却仍然在原地。

每年进入腊月，就隐约有了准备过年的意识，再加上收音机里的广告内容，已经迫不及待地换上了和“回家过年”有关的信息，更是多了点紧迫感。

这一年没有完成的事，年初时指天发誓想要实现的愿望，到这个时候都要暂停一下了，“过了春节再说”——这是农耕思维中很重要的一个槛，像咱们农民出身的人，很难跨过去的。

算了算，加上这个春节，已经在外漂了16年整。早些年回家过年，不像现在这样犹豫、焦虑、心里总是带着点若有若无的压力。

可能和那时候年轻有关，也可能和“故土难离”的乡土文化有关，离过年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，就着急着想要买车票，临近出发前，更是期待与惶然交织，整个人都不在状态，拖家带口到了火车站，没有票就是扒火车门也要先上车再补票。那个时候，不让回家过年，整个人都不好受，感觉接下来的一整年，心里都会疙疙瘩瘩。

可是，回家过年，太辛苦了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回家前的一周或半个月，牙齿就会隐隐作痛，那是上火上的。过完年回来上班，嘴角准会起一个火泡，那是积攒了一两个月的火气，终于没法忍住。

逢过年必上火，成为了一个惯例，也成为恐惧过年的一个理由。终于懂了小时候过年为什么小孩子欢天喜地，大人却唉声叹气。年关难过，这四个字原来仍然没有过时。

总结了一些不想回家过年的理由，大概有以下几点：

　　首先是过得不舒适，老家处在南北方接壤处，冬天没有暖气。习惯了北京有暖气的冬天，回去之后冷得无处躲藏，见了谁家有生着火的炉子，就守在旁边不愿意走。

早晨离开冷被窝，还要用冷水刷牙洗脸。可少年的时候，也没觉得这样的生活条件有多艰苦啊。可见，人是不能过上舒服日子的，从苦日子到舒服日子容易，再回去就难了。

　　其次是看望亲戚。其实所谓的看望，就是挨家挨户送礼。我们那个地方有个习俗，出远门的人回来了，无论混得好不好，都要上门看看。既然上门，空着手必然不好看，万一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有一家亲戚没能去成，那就会落下不是，会在背后被念叨，坏了多年攒下来的好名声。

亲戚们一年不见，是有必要看望的，可是因为春节假期就那么几天，一二十家亲戚走下来，除却购买礼物和跑在路上的时间，能够用来东拉西扯的时间，就只剩下二、三十分钟了。有时要赶路，放下东西寒暄几句就要走。这样的寒暄，十几年持续下来，已成套路。

　　还有就是应付饭局。我们那个地区，早年曾经历过饥饿，留下的记忆深远，一直到现在，还保留着好菜好酒留给客人享用的传统。若是长时间未见，必然要请吃一顿饭，这顿饭必须要吃，而且要大鱼大肉，吃不了剩一桌子，请客的人才有面子。不管你饿或者不饿，这个饭局都要从头守到尾，直到主人觉得劝不动酒也劝不动饭菜了，才算圆满结束。

有时候真想过年的时候到街上先逛逛，无所事事，像少年时那样买串糖葫芦、套个圈，可这也成为奢侈的愿望。年年许愿回家之后一定给自己多留一点时间，可是真回了之后，那时间就不是你的了。

因为这种种的不乐意，心里也曾有过漫长的斗争与冲突。

故乡塑造的人格，以及城市文明养成的习惯，每每在快到春节的时候便撕扯自己。往往会将这种撕扯产生的原因归罪于自己，觉得自己变了，懒惰了，自私了，世故了，无情了，仿佛这样会好受些。

可这样的自我加压多了，另一个我也会替自己开解：你是一个人，一个普通的人，一个劳累的中年人，再也没有力气去做每个人口中都说好的老好人，何必为了面子辛苦自己?

辩解归辩解，但最终的结果，仍然是服从于以前的惯性动作，该做什么，还得做什么。

这种境遇，大概是许多漂泊者都面临的考验。你在别的城市，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，你想要拔脚出走，过上一种简单的生活，结果却发现有形的脚可以离开，无形的根却仍然在原地，每试图拔一次，就会生疼一次。

你想，干脆回去，让那双脚再长进自己的根所在的地方，可发现哪怕多停留几天，就会如坐针毡，想要离开。你在内心嘀咕，怎么办，这该怎么办?可没人给你提供解决方案。

以前错以为，宋之问写“近乡情更怯”，是因为离故乡近了开心而觉得激动、紧张，或者家乡有什么亲爱的人在等待着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想多了，原诗本来的意思，是许久得不到家乡的书信，在归乡途中担心家里会有什么变故，都是灰色的情绪，没有一点儿旖旎的成分。

宋之问真厉害，他在1300多年前，就用四句小诗，写尽了当下漂一代的所有愁绪。

[责任编辑：杨凡、孙凯恩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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